神经科学能不能在法庭上有一席之地?


NeuroTimes | Oct. 17, 2015



答案是肯定的,法律体系正在逐渐重视来自于神经科学的证据支持。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,2012年7月,美国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推出新规则:陪审团应随时警惕记忆的不完美性和目击证人的易错性,并将这些问题纳入常规考量[1]。
这篇文章介绍了3个很典型的神经科学介入的重大案件:
1. 1966年的德州Tower Sniper--Charles Whitman,杀16人伤32人,尸检发现其脑内有核桃大的恶性胶质瘤,一方面影响了下丘脑,阻碍睡眠并增加食欲,另一方面压迫了杏仁核,可能造成了Charles Whitman难以识别和控制情绪,引发了暴力行为;
2. 1981年的梦游杀手Steven Steinberg,梦游中杀死妻子并捅了26刀。陪审团判其无罪。但随着时间推移,法律界人士意识到,即使这种梦游中无意识犯罪,也不能完全逃脱罪责,而应该用"guilty but insane"来代替 "temporary insanity",让他们去精神病院而非监狱来呆满刑期;
3. 2005年火魔Peter Braunstein,以绑架、抢劫和强奸罪名被判18年,曾经试图以精神疾病为由进行辩护,并经过PET扫描发现确实存在前额叶的萎缩,这种萎缩与精神分裂症有相关性,可能引发了他的人格改变。但最终没能说服陪审团。

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辩护将会从神经科学角度着手,并提供更详细的生理学和心理学证据,例如南京宝马事件中的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。但这些证据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:
1. ecological fallacy,区群谬误,简单地说科学研究结果多以统计群体为基础,但群体的研究结果不可能适应于每一个个体;
2. 说了太多的“相关性不等于因果”,脑的机构/功能与行为之间,不一定有因果关系。犯罪行为可能由脑损伤或精神疾病引起,也有可能毫无关系。如何明确这种因果关系,科学研究暂时还无能为力;
3. 脑区间会互相补偿,一个部位受损其他部位会来填补功能。例如以前报道过的严重脑积水患者,即使脑组织被挤压的薄薄一层,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,不同脑区之间的compensation非常强。在法庭上,如果要说犯罪行为是某种脑损伤引起的,不仅要清楚地证明这种损伤会引发这种犯罪行为,还要证明其他脑区并没有在损伤后进行功能补偿。很明显,现在也做不到这种精确的说明。

1. https://www.judiciary.state.nj.us/pressrel/2012/pr120719a.htm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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